作者：梁建章

7月7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三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虽然我们不同意李铁的观点，但我们还是要感谢李铁一再回应我们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论述的很多观点，李铁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严重误读。下面我们对李铁文章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

不能只看人口数量，还要看人口密度

李铁说：“如果中国的人口只有几亿，我们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问题。但是中国现在面对的是14亿人口，相当于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11倍多，更不要说那些几百万或者千万人口的小国了。”

中国的人口数量虽然相当于日本的11倍多，但从人口密度来说，每平方公里中国为145人，日本为345人，可见，中国的人口密度不到日本的一半，而日本现在还鼓励生育。按照李铁的逻辑，只看人口数量而不看人口密度，中国有14亿人口就是人口过多，日本有1.27亿人口就不是人口过多，那么假如把中国的每个省份都看作独立经济体，每一个省份的人口都少于日本，就不是人口过多了？就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问题了？除了日本以外，德国、英国的人口密度也高于中国，现在德国和英国也在鼓励生育。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都不认为本国人口过多，中国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人口过多？

李铁一再强调“中国人口基数大”，事实上，中国人口基数大，一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人口当然比中国少；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既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分成几十个国家，也不像印度那样分成两、三个国家（先是分出一个巴基斯坦，后来巴基斯坦又分出一个孟加拉国）。如果印度不分裂，那么现在印度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了。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人口过多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加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特别能生孩子。但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民族都拥有顽强的生育文化。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不同部落融合汇聚才成就了统一的华夏民族，之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农业发达；这些都是促进繁衍生息和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在过去两千多年，除战乱时代外，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通常都在20%以上。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再大，也不能得出“人口过多”的结论。比如，新加坡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几十倍，但新加坡现在仍然鼓励生育。归根结底，我们与李铁的分歧在于，李铁把人口看作是负担，认为人的平均价值是负数；而我们把人口看作是财富，认为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

中华文明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

虽然中国现在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比如，西方文明就有十多亿人，内部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体。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如下图，即使现在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注：中华文明含中国大陆和港澳台，1950年前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1988），之后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其他国家1950年前来自Maddison（2008），之后为联合国人口署中方案预测。

当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

　边际效应与规模效应

李铁说：“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边际效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经济规模下，效益可能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规模边界，效应会递减，人口也是如此。”

“边际效应”又称为“边际效益递减”，说的是在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产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举例来说，假设一个人耕种一亩耕地，产值是1000元；如果两个人耕种两亩耕地，总产值就是2000元；而如果人多地少，两个人耕种一亩耕地，总产值可能只有1400元，人均产值只有700元。

对于农业来说，“边际效应”基本上是适用的，人口越多，人均耕地越少，人均产值越低；然而，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来说，却适用另一种效应----规模效应。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产值最高的产业并不是农业，在很多国家，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农业的产值高得多。例如，在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产值仅占GDP总量的7.1%，第二产业占39.0%，第三产业占53.9%。

在一定范围内，人口越多，工业和服务业越容易发展，生产效率越高，人均产值越高。以制造业为例，一家公司生产100万个产品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生产1万个产品。以交通业为例，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公共交通越发达。人口密度越大，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人多市场大，规模生产就有了效益。人口越多，会导致需求你产品的人越多，同时导致你的竞争者也越多，从而促进技术进步。

　劳动力是否短缺无关人口数量

李铁说：“在梁建章先生和黄文政先生的观点里，最为简单的逻辑就是未来中国人口会因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特别是会出现人口或者劳动力短缺的时代。”

显然李铁严重误解了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从未以中国劳动力短缺为理由而鼓励生育，也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说过，放开和鼓励生育的理由是就业问题。我们多次说过，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失业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与劳动力是否短缺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人口萎缩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减少，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工作机会自然也会减少。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我们在评论李铁观点的第一篇文章中已详细分析过了，在此不再重复。

世界人口数量虽在增加，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的总趋势却在升高，说明最宝贵的财富，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的比例总体上不断下降，现在占GDP的比例已不足5%。可见，相对人类创造和享用的财富来说，自然资源越来越便宜，人力资源却越来越昂贵。

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口过多

李铁说：“温室效应是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订了气候条约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人类过度消耗资源导致了地球生态的恶化。”

实际上，地球本身一直处在持续性的变化和周期性的波动中，人类活动只是影响地球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人类存在以前，冰河纪与气候暖化曾交替出现。至于人类活动到底如何影响环境往往难有定论。即便这种影响显著存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措施远比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开车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间占用和环境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政策差异对人口总量和环境的影响只有百分之几或几十，相比交通方式差异的影响低一个数量级。生育政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对人口规模产生可感受的影响。而在这期间，如果对环境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让环境改天换日。

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着环境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较小的中国。蒙古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但却位于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其中90%的草原受到沙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影响。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在过去20年里，地表增加了200万平方英里的植被，相当于多出一块亚马逊雨林。而这其中三分之一的绿色增长竟然要归功于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虽然这其中是否有多大程度与气候变化有关并不确定，但中印两国在变得更富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而投入更多资源用于造林和植被改善的努力也功不可没。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两国巨量的人口规模甚至是改善环境的有利因素，这点与蒙古等人口稀少的国家环境加剧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人口要少得多的巴西，其亚马逊雨林反而在不断萎缩。

全球的人口问题不能只由中国负责

李铁说：“继续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不仅会使中国要面对诸多发展中的困境，更会使全人类不得不面对未来人口过多而出现的各种问题。”

现在全球共有77亿人口，其中，中国人口为14亿，中国以外的人口为63亿。如果地球真的是人口过多了，那么世界各国都要参与控制人口的计划，尤其是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更应该控制人口，并且应该制定各国的人口控制比例。如果其他国家不限制生育，只在中国限制生育，我们想反问李铁：如果仅仅对中国14亿人限制生育，而其余的63亿人却不需要限制生育，这样能解决全球的人口问题吗？

李铁说：“中国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经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是在牺牲中国无数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前提下实现的。但是也因为曾经的人口控制，减轻了中国发展的巨大负担。”

可以看出，李铁仍然是把中国人口看作是巨大的负担，把中国控制人口看作是“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中国的极低生育率意味着勤劳和聪明的中华民族占世界的比例在急剧萎缩，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

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把降低生育率看作是给世界作出贡献，因为这些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宝贵的资源，许多生育率远高于中国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例如，法国政府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家庭是铜质，6-7个孩子的是银质，8个及以上孩子则是金质勋章。实际鼓励措施更不计其数。即便如此，法国生育率也只有接近2.0，依然不到更替水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也在竭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还是在极低水平徘徊。

总而言之，李铁的论点还是认为人口是负担，这个和200年前的马尔萨斯理论同出一辙。而马尔萨斯理论可以说是朴素的“农民”的人口理论，早已不适合现代经济体。200年前马尔萨斯时代，农业是最主要的行业，人均占地多当然会提高生产率。李铁也是不断地用农业和人均耕地的例子作为其论据。但实际上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步入工业，服务业和创新型经济，农业的占比也非常小，而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早已不从事农业。所以，有些人现在还死抱着农民的惯性思维而得出“人口是负担”的结论，真可谓是谬之千里，这种错误观点对人口政策的改革极具误导性。